与其他陶艺家不同，刘书芬先生自小对艺术有着天然的兴趣和感悟。刘先生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做瓷器的，与景德镇其他家传的瓷器作坊一样，他从小也是在瓷器堆里长大的，然而在学习如何做坯烧窑之前，他首先迷恋上了绘画，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据刘书芬先生回忆，他自幼便临摹父亲藏书中的画谱，从未得人指点，靠的是自己的勤奋、悟性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七一年刘书芬进了雕塑瓷厂，从基层最苦最累最脏的陶泥成型、烧窑做起，厂里不允许画画，他就回到家自己画。他一方面从历代名家的山水画作中汲取技法精粹和美学思想，如唐代的磅礴重彩、宋代的古朴细腻、元代的苍润浑厚、明代的高旷空灵直至当今名家傅抱石、张大千等人的幽邃阔大，在他的画作和瓷器里都有着传承和呈现。而另一方面，成长于山苍水秀的景德镇，眼见之处的旖旎风光也为刘书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师造化”的绝佳环境，他将滋养于前人和自然里的“妙悟”进行高度大胆的艺术加工，以高度的概括和精到的提炼汇入笔墨、熔进泥土。在绘画上“师古人”与“师造化”相结合的自学成家，不仅为刘书芬在仿古瓷器的设计和制作上提供了娴熟精湛的技艺功底和深厚的艺术内蕴，更为他在此领域独创自己的风格提供了某种方法论和浑然天成的大胆自信。
中国陶艺界的陶艺制作者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个派别，一路是依靠独立作坊式的师徒传承和成长的民间传统派，虽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在技艺的继承和发展上不少人已炉火纯青，其中也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可在创新和设计上总难突破前人的条框，开创出自己的风格。另一路就是刘书芬近影经过美术高考，科班学习艺术或陶瓷专业后从事陶瓷艺术的学院派，在他们看来，瓷器是艺术创作的载体，是他们美学思想和灵感的物化和具象，设计的意义远远大于制作，甚至作品出炉都无需经过他们的双手。而刘书芬先生则在两条道路中走出了自己的路线，他有着传统的师承，在瓷厂基层的数年历练中，他已将瓷器制作的几十道工序熟于心精于手，“立坯，做坯、吹釉、烧窑，配釉，配料，施釉自己弄，吹釉自己吹，烧窑自己烧。”刘书芬先生至今仍坚持每一道工序都亲自上手，力求作品的精巧和完美。同时，有着深厚绘画艺术底蕴的他，对瓷器的设计和创新有着更开阔的思路和艺术意识的清醒，使得他能与学院派之间进行有深度且时时火花四溅的交流。刘书芬先生曾画过三年瓷板像，在那段时光里，他与来此学习和实践的陶瓷学院和四川美院学生的交流，使他对陶瓷作为一门艺术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八五年他曾与两名他眼里的“知识分子”合伙办了一个陶瓷厂，这两名“知识分子”一个在陶瓷馆一个在陶瓷学院，刘老便当了他们的厂长。他们的产品主要卖给博物馆作为礼品瓷器，有的也进了文物商店。然而在陶艺界也免不了“文人相轻”的状况，两个知识分子由于总是互相推卸责任而不和，陶瓷厂的合作在两年后终止了。但是在与学院派的这两次交会里，刘书芬先生不再满足于做一名陶瓷巨匠，而是追求更高的艺术造诣，并致力于仿古瓷器的研究和创制。
刘书芬先生与仿古瓷器的结缘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雕塑瓷厂工作，他从基层做起，干的都是别人不愿干的活，那时吃得开的人在做精工和车间，而恰恰是因为从事过最苦的工作，才练就了他最精湛的手艺。三十年后，当年地位优越的干部都下了岗，而他的手艺却在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的浪潮里日显精进。在与人合伙开办的瓷器厂无疾而终后，他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教人制作仿古瓷器，这名徒弟在有了一些人脉后，便将这些仿古瓷器当古董卖了。而刘先生自己则到了别处烧龙窑和柴窑，潜心研究仿古瓷，并对烧制青花瓷和釉里红都注入了大量心血。但由于烧柴窑费用昂贵、占用空间大以及程序复杂令不少小作坊“望而却步”，加上当时交通不便、条件艰苦，致使成品率不高，亏损严重，烧了两年后便倒闭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景德镇的制瓷业发生了巨大变革，由于国营瓷厂的产品老化和管理不善，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发展，许多瓷厂大量倒闭或改组。而制瓷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作坊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并替代了大厂的销路，填补了市场的缺口。刘书芬先生在此机遇下，创办了自己的仿古作坊，开始研究和仿摹古瓷片。在景德镇仿制古瓷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地下资源，当地出土的历代瓷片标本成了刘书芬最珍贵的教材。“最早我们对老瓷片也没有概念，不知道它的价值，当大家都有概念的时候东西就开始升值，而现在稍微有点价值的瓷片就得要五千块钱，我和卖瓷片的人说真是买不起，我不是倒腾瓷片的，我是买回去当资料用的。”就是靠着对这些老瓷片一点点的摸索，刘书芬开始了自由而开阔的陶瓷艺术创作，将山水画的韵味融入了自己的陶瓷作品中，开创了浑厚华滋、雄浑大气的独特风格。
如今在仿古瓷界已声名大噪的他开始了又一次的自我回归，在将绘画艺术和瓷器艺术融合至浑然天成后，他准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制作一些典型的器皿，毕竟仿古终究是为了传统艺术经典和精粹的留存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