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世最少的瓷器品类，莫过于现存仅14件、釉色呈天青色的秘色瓷。作为最早一种专为皇家烧制的瓷器，秘色瓷名声极大，却又不在民间流传。
对秘色瓷的赞誉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但一千多年来，世人都是只闻其名而不见其物。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了被《衣物账碑》标注为“秘色瓷”的14件釉色天青的瓷器，秘色瓷才得以真正被世人所见。但它的产地在哪儿，如何烧制，依然无人知晓。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遗址进行考古作业，发掘出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作坊遗迹，清理了厚度超过4米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秘色瓷的产地与烧造工艺之谜，才得以揭晓。
4月12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遗址”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其他9项重大发现一同入选。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除了有考古界权威参评，公众参与也是其重要特点。在十大考古发现终评会开始前，网络投票获得了很高的公众关注。从选票分布看，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及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为公众呼声最高的四项发现，选票皆超过42000票，约占总票数的9%。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得票数最高。
公众选票最为集中的10个项目中，有5个入围最终的“十大发现”，其中包括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福建苦寨村原始青瓷遗址、陕西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遗址以及湖南桐木岭矿冶遗址。最后的评选结果是根据考古队领队们的汇报以及专家的学术评议来决定。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学部委员王巍看来，今年参评的项目呈全面发展态势，其年代分布均匀，从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汉、唐直至宋、明都有项目入选。“十多年前，人们不太重视汉唐以后的考古项目。现在，历史时期考古有了很大发展，同时，史前时期考古又出现了一轮热潮，这也与国家文物局鼓励主动发掘与中国文明起源相关的早期遗址有关。”王巍说。
“史前的重要手工艺品是玉器和石器；夏、商是青铜器；秦、汉是漆器；隋、唐是金银器；隋唐以后直至明清的重要器物则是瓷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看来，丝绸与瓷器对中国历史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去年的考古成果对瓷器发展史研究意义重大，入选今年“十大”的项目中，与瓷器窑址有关的遗址就有三处。
以往，人们对原始瓷器起源的探索往往集中在浙江东苕溪流域的生产区域。其实，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也有可能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福建苦寨坑窑址的考古成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窑址出土了大量夏、商瓷器，并清理出9座窑炉，其中有几座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专家认为，这些遗迹已经能够证明，福建地区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与中原地区关系紧密。同时，窑址的发掘也为中国原始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陶瓷考古的专家们往往有这样一个认识，改写中国陶瓷史要靠对山西地区窑址的发掘。因为，山西能够通过不同的山口道路与河北、河南、陕西的重要制瓷传统发生关联。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就填补了山西成规模陶瓷考古的一大空缺。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宋、金遗物，为人们认识这两个朝代瓷器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唐、五代时期的秘色瓷为皇帝专用，对民间秘而不宣，人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烧造的。”刘庆柱告诉第一财经，浙江后司岙遗址的瓷器遗存也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完全对应。恰好填补了人们多年来的认识空缺，揭示了唐、五代时期这一著名品种的烧造过程。
在今年的“十大发现”中，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也与瓷器发展史研究密切相关。与瓷窑遗址呈现瓷器生产不同，作为宋元时期的江南贸易巨镇，青龙镇考古揭示了一条瓷器贸易的路径。考古队在青龙镇发现了大量唐代越窑、德清窑、长沙窑瓷器，以及宋代福建、浙江、江西的瓷器产品。“这使得我们认识到，唐宋时期，在泉州、广州两大港口之外，青龙镇也是瓷器贸易的重要港口。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青龙镇瓷器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瓷器对应的证据，那么这一港口就可以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节点。”刘庆柱说。
此外，湖北石家河遗址是评审专家屡次提及的项目。这一遗址已被证明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域，也是这一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时隔20多年再度重启的考古发掘，在去年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新发掘的遗址包括，用于祭祀的印信台、用于制陶的三房湾以及谭家岭古城。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240余件距今4000年的精美玉器，改写了世界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